服后，然又会产生新的弱点。由于人总是存在着局限、苦恼与道德上的不完善，所以宗教也总是存在。人类对此有一定的自觉意识时，较为成熟的宗教就产生了。西元前后，佛陀揭示出「苦谛」，而基督教则揭露现世是「腐败、罪恶的世代」[7] 。这并非纯出偶然。相应，宗教针对人的局限与苦恼提出的「救赎」[8]思路与某些办法，也与人同在，它们是人意识到自身局限而产生的超越性追求之体现。

 

　　2. 古代农牧民、贵族的超越性追求。

 

　　人都有超越性追求，除非自甘沈沦，佛教轮回说应从对沈沦者的救治来理解。但不同的生活样式之下，不同的社会群体的超越性追求也不同。韦伯认为，「农民的命运受大自然的强大约束」，其生活依赖于气候、土壤等自然条件，而且一生被束缚于土地上，视野狭隘。因此基本上是体现某种魔法信仰(如祖先崇拜、巫术与自然神)的阶层。一般来说，当他受到内部的(财政的或地主的)或外部的(政治的)权力的奴役的时候，才会成为某一理性的伦理宗教(韦伯肯定地把佛教归于这类宗教)的同路人。[9] 中国古代农、牧民大体也如此，虽然表面上信佛教的为数不少，但其尊奉佛、菩萨与西方农民对上帝与神职人员的态度一样，「采用『我给，目的是让你也给』的原则。 [10]就是说农民如果有迫切的某种需求，而自己又无能为力，就向神灵索求，如祛病除邪、风调雨顺、子孙昌盛等等。韦伯认为，贵族「一般都不容易成为一种合理的宗教伦理的体现者」，但「先知预言昌盛」或社会动荡的年代，「也会把贵族拖上先知的伦理宗教信仰的轨道」，「不过先知伦理宗教信仰的日常化，往往很快又使他们脱离。」 [11]因为贵族依身份而非靠个人努力获得的优裕生活条件，眼界也不比农民宽阔多少。这就使他们的考虑侧重于靠神灵护佑延年益寿，或死后仍然生活优裕(如古代墓葬所显现)。尽管农民与贵族中都不乏虔诚信佛者，但由于生活样式的影响，他们追求的取向不能不受当时普遍面临的那些物质匮乏或带有物质性的苦恼所制约。[12]

 

　　当然，不论古代的上流贵族或下层民众中，也都存在着超越人的肉体局限的精神性追求。但正是由于古代社会的限制，特别是等级制秩序相对稳定的限制，下层民众通过个人成就来改变出生时即给定的身份，从而改变自己的命运，只属罕有的例外。上流贵族中的「异端」想过普通平民的生活同样也难以如愿。因而即便两大阶层中重精神追求者，不是偏于向来世或天国寻觅，就是「逃向隐居和与世隔绝」， [13]以求内心的超脱或保持灵魂的洁净。

 

　　3. 现代市民的超越性追求。

 

　　韦伯认为：「手工业者和小商贩的思维都会比任何一个农民的思维合理得多，前者要思考他的工作，后者要思考他的赢利。」「凡是纯粹巫术观念或者礼仪主义观念的约束为先知预言(韦伯认为佛陀乃先知典型之一)或改革家们所冲破的地方，手工业者和小商贩到处都倾向于采取一种确实往往很原始的、伦理的而且在宗教方面是理性主义的人生观。」 [14]这同样因生活使然。推而广之，现代市民，包括越来越多地被卷入市场经济的农、牧民，其生活依赖市场，也依赖于市场运转必需的伦理，例如诚信。对产业化的农牧业而言，即使风调雨顺带来了丰产，但如没有相应扩大的市场需求，丰产仍不能丰收。为此，现代市民多有广泛的社会联系以了解市场信息，加以现代教育的普及带来科学文化水准的提高，交通的便利与传媒大众化带来了视野的开阔。这些，都使他们克服面临的苦恼与个人局限的手段与古代农民相比大不一样。例如面对生育、衰老、病痛与死亡，除后者外，以前求助于神灵的，现在大都求助于科学与医学。当然，宗教也为前三者提供精神安慰与物质救助，为后者指出精神上的解脱之道。但总的来说，除社会下层外，现代市民已较少为物质匮乏发愁，其对宗教而言的物质性需求转向由宗教组织提供的社会服务，如社会慈善公益、卫生、教育、文化等方面。

 

　　同时，面对变幻莫测的市场产生的困惑，加以一方面残酷的竞争驱使，一方面多数市民也有一定余遐，能比古代农牧民更多地考虑个人生存意义等精神性追求问题。但现代市民的精神性追求趋向也与古人有所不同。韦伯认为，新教与古代基督教的区别在于「『今生来世两个世界都要，两全其美』的原则」「占了上风」。实际上，这是新教适应「有着上帝赐福恩誉意识的资产阶级生意人」与「节制朴实的、善良的和通常都很勤劳的工人」精神需求的结果。 [15]同样，「人间」与「净土」的结合，也是上述原则的佛教表述。生活禅与「坐卧行住皆是道」较之枯坐参禅在现代也「占了上风」，现代市民的生活样式使他们最多也不过把暂时性的隐居遁世作为繁忙劳作的调剂。正如新教「大步跨进了生活的市场，用劲把修道院之门关在身后」。[16]不错，现代市民与古代农民相比，考虑功利性比超越性更多，但市民中的佼佼者恰恰更需要超越的眼光，比庸俗者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乃是他们成功的「秘诀」。一般而言，他们「自力」与「他力」都需要，但多倾向于「天助自助者」而非「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