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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冀中南佛寺的衰败
发布时间: 2019/1/18日    【字体:
作者:张建 常建华
关键词:  明朝 佛寺 碑刻史料 北直隶  
 
——以碑刻史料为中心的考察
 
【摘要】元朝河北中南部梵宫林立,达到继唐朝之后的又一高峰。可是,元明之交,特别是洪武至景泰年间(1368-1457年),河北佛寺经历了漫长的衰落过程。导致此一局面的原因,首先是明初战争对基层社会的巨大破坏;其次,明太祖为建构政治合法性,在华北推行严格的礼俗改革,强制归并寺院;最后,明太祖借肃清“胡俗”,给寺院套上沉重的意识形态枷锁。冀中南寺院在明初的衰败,与明太祖基于政治目的而推行的宗教政策关系甚深。
 
佛教自东汉入华,经历了漫长的本土化过程。传统观点认为,明清佛教衰落,法相蒙尘。然而,唐宋以还,中国社会发生极大的变革,佛教成为分布最广、信众最多的宗教,无疑是变革的受益者。传统观点对明代经济蓬勃发展、佛教与社会文化水乳交融、彻底化入中国文化血脉的进步认识不足,已受到学者的质疑。①

   不过,就区域史角度言之,明初洪武至景泰年间(1368-1457年),河北中南部的佛教经历了明显的衰败时期。由于教团与信众的沟通绝大部分要依托寺院进行,故可将佛寺视为衡量佛教影响力的风向标与晴雨表。寺院的多寡、规模的大小,不仅反映佛教在基层社会的荣枯,也关乎政局及宗教政策的变动,以及区域社会与经济的发展水平。本文将综合官、私史料,尤其是碑铭,考察明初冀中南佛寺的衰败过程,并分析其因由。

   一、金元两朝河北佛寺的振兴

   明初河北政区变动不定,本文研究的“冀中南”区域,是为省繁琐而用的简称。明朝克取大都,易名北平,设北平省。洪武九年(1376年)改为北平承宣布政使司。燕王朱棣入据大统后,于永乐元年(1403年)改北平为行在、北平布政使司为行部,即日后的北直隶。所谓“冀中南”指北直隶中南部的保定、真定、顺德三府与河间府的部分州县,是河北平原的腹心地带。

   汉晋之后,北方游牧族群与中原政权的互动,左右着中国历史的走向。游牧族群南进,都要夺取河北平原作为桥头堡。5至6世纪统治河北的鲜卑贵族笃信佛教,朝野风从,史称“僧祗户、粟及寺户,遍于州镇矣”[1](卷114,P3037)。其间虽两罹法难,仍长盛不衰,复经隋唐而大兴。10世纪初,河北中心城市定州有寺院53所、僧尼3,000名以上,镇州有寺院106所、僧尼逾7,000人。[2](P269)周世宗灭佛,伽蓝横遭灭顶,著名的镇州大悲寺铜佛被毁。但北宋建立后,护持佛教,太祖下诏在真定重铸铜像,建阁纪盛[3](卷12,P663-666),定州也恢复和兴建了大批佛教建筑。[4]

   宋宣和七年(1125年)金军南下,河北兰若多毁,直到世宗朝(1161-1189年)方得恢复。金世宗扶植佛教的政策,前辈学者有所论及[5](P116),本文就碑刻史料概述寺院的情况。首先是复兴寺塔,如真定临济寺惨遭焚掠,唯余唐代慧照禅师灵塔,后亦坍毁。大定二十三年(1183年),世宗诏令重建浮屠。[6]另如获鹿县宝泉院“屡经兵燹,遗迹荒凉”,也在此时兴复。②其次,新立和扩建一批寺院,如井陉县福庆寺,宋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赐名,大定间重修,增设横越山涧之桥,明人不察,将重修时间作为立寺时间。③又如大定二年(1162年),敕赐获鹿县龙池山院“龙泉寺”额,勒石为记④,香火繁盛,至今留存金幢5座。

   金世宗并非一味佞佛,而是力图引导、控制佛寺的发展,曲阳“香严禅院之记”载:

   大定改元,主上以大明之德,昭临四方。知佛教之有益于人也,惧其伪者相半,乃下诏沙汰之。凡伽蓝无名额者,虽宏敞,命撤去之。⑤⑨

   碑文提到金世宗裁撤佛寺,凡无赐额者皆遭废除。此举暗含两个目的:一是有裨国用,世宗即位,施行纳缗赐额之制,民间寺院须缴纳钞贯,始能获得赐额与礼部颁发的牒文,拥有朝廷承认的地位。二是掌控禅林,朝廷凭借赐额与否,可以控制佛寺数目,限制民间新创寺院。这一政策较之稍后叙及的明太祖禁令更富弹性,便于执行,体现其高明的政治手腕。

   13世纪初,蒙古铁蹄踏破华北,生灵涂炭,“数千里间,人民杀戮几尽,其存者以户口记,千百不一余”[7](卷17,P23)。元好问途经河北,长叹:“只知河朔生灵尽,破屋疏烟却数家。”[8](P568)河北佛寺也遭逢劫难,但在蒙古贵族宠信的行秀禅师,以及出身佛门的丞相刘秉忠的护持下迅速复兴,邢州(顺德)与真定成为元代河北佛教的中心。邢州佛寺以开元寺为最,元朝皇室对其青睐有加,敕赐“大开元寺”,是直属宣政院的皇家寺院[9](P158),规模恢弘,“观其大塔、堂殿,出内财殖,诚雄压中原”[9](P180)。元初寺内两度设坛,举行资戒大会,后一次大会正值至元十三年(1276年)平定江南,持续七昼夜,杨琏真珈亲临讲法,“普降时雨,遍洒甘露,集坛下者十万余人”[9](P151),足见当日弘法之盛。

   元代蒙古语将真定府呼为“ balqasun”,汉译“白色的城”[10](P193),初为蒙哥汗之弟阿里不哥()封邑。阿里不哥崇佛,对真定龙兴寺青睐有加,从宪宗五年至九年(1255年—1259年)5次派人赏赐银两、藏经,修葺铜像、殿宇,启建大道场,召集僧侣唪经。⑥元仁宗格外恩宠龙兴寺,由上师胆巴(damba)住持寺院,修治殿宇,复于延祐四年(1317年)赐予寺院“长生钱”,设长明灯,祝延圣寿。⑦

   顺德、真定的其他梵刹同样得到发展。元朝在重要寺院树立圣旨碑,禁止官府骚扰勒索,保护寺院财产。一些年久破败的古刹重新恢复生机,如平山县万寿禅寺“叠经兵革,风火燔废”,在元世祖中统年间复兴,重新确定与平山、灵寿、威州、真定、藁城、顺德等7座下院的关系。⑧灵寿县寨头村祁林院创于北齐,建有佛像三尊,俗称“祁林院三尊佛”,在元代属于五台山大寿宁寺下院,设圣旨碑予以保护,营造大都白塔的尼泊尔人阿尼哥也是本寺的大檀越,香火复盛。⑨
 
 综上所述,河北在北朝时期便形成崇佛传统,唐宋以来,风气愈盛。金、元统治者皆以武功入主中原,河北佛寺遭到兵燹,但在朝廷支持下又迅速复兴。然而,从元末到明景泰年间,冀中南佛寺饱经战火、归并与意识形态的多重摧残,遭遇了近百年的衰落期,这在河北佛教史上是极其罕见的情况。要还原这段历史,就必须依靠基层史料,特别是碑铭寻找切实的证据。

   二、元末明初战争对佛寺的摧残

   冀中南寺院的明代碑刻里,常有颂扬本朝崇佛弘法之语,如获鹿县金河寺碑称:

   自后汉白马西来,度僧建寺,始于晋魏,弘教行道,盛于梁唐。至我朝圣主混一海宇,建立制度,条理纪纲,一出睿思,以为万世之成法,昭乎若天旋而日行者也。乃若崇尚佛教,营治塔寺,高出前古,亦必弘伟珠丽,以高耸观,亦系神州星罗棋布,以至山林岩穴之间、乡野村原之地,无处不有。莫不以为国祝厘,为民修福,而有以助王化之一端也。⑩

   碑文吹捧明朝皇室崇佛,赖以赞翊王化、报国度民,故而广治塔寺,宏敞富丽,远迈前代。然而,若凭类似话语,便认为明廷一以贯之地护法弘教,则殊悖史实。其实,从元末至明初,是河北佛教的黑暗年代,个中缘由十分复杂。推之史籍,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战乱。

   元失其政,豪杰蜂起,混战不休。明太祖朱元璋崛起阡陌,削平群雄,逐元廷于沙漠,海内乂安。他升遐后,燕王朱棣起兵攫取大位。自元至正十八年(1358年)红巾军突袭河北,至明建文四年(1402年)靖难役止,除洪武一朝外,燕赵兵连祸结,大批佛寺毁弃。但是,设若研究者没有眼光向下的意识,重视基层史料,特别是明代的碑刻、塔幢等文物史料,就无法掌握梵宇罹劫的情况。

   至正十八年(1358年),以反元为宗旨的红巾军北伐,上都、中都均告沦陷,宫阙付之一炬。河北诸多城镇在混战中损失惨重。佛教中心邢州的人口被强制迁出,大开元寺由盛转衰[11](卷45,P945),壮丽的普门塔焚作瓦砾。真定府衙被毁,士民逃散,明人重修府城阳和楼,抚今忆昔,称:

   我国家重熙累洽,化导百余年,礼乐名物大复先王之旧,非复元季丧乱之日。[12](卷4,P66)

   时距元末已逾百年,邑人犹念念不忘,可见创痛之深。明朝结束了动乱之局,但太祖薨逝后,河北民众再次陷入战祸,手握精锐骑兵的燕王以北平为根据地,南薄真、保、齐鲁,战事持续四年之久,淮河以北鞠为茂草。河北处于双方胶着的前线,受创綦重。永乐元年(1403年)顺天八府仅有人口137万余,较之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的252万余,减少115万余人[13](P271),相当于损失了45.63%的人口。处于两军对垒前沿的保定、河间、真定等府县,人口折损尤巨,像河间府属的沧州在建文元年(1399年)被燕军袭取,城毁人空,永乐二年(1404年)被迫徙治长芦。霸州靖难之后人烟稀少,辟为马厂,“极目荒墟,旷无室宇”[14](卷35,P53)。保定府所辖州县在明中叶仍是“土旷人稀,一望无涯,真长驱之原,走盗之场也”[15](卷1,P340)。冀中南人口损失如此巨大,寺院毁灭凋敝的情形可想而知。

   河北禅林在44年里两度涂炭,诚为隋唐以来所罕见。综观明代寺院碑记,大部分有毁于兵燹的记载。嘉靖之前者,或含糊其辞,略过兵燹日期,或称毁于元代,如涞水县玉泉寺碑载:

   玉泉寺……创于东汉,再造于唐宋之间,毁于元末,盖古刹也。(11)

   又如曲阳县永宁寺碑载:

   (永宁寺)肇建于宋,兵燹于元。[16](P28)

   再如宁晋县兴龙寺碑载:

   兴之唐、宋、大金,元间兵燹,殿宇毁之。[17](P211)

   冀中南寺院在元末遭到兵祸,毋庸讳言,但各寺碑刻众口一词,避谈靖难之役,亦属反常。因为明代中前期去永乐之世不远,撰文者虑及政治因素,多方讳饰本朝杀掠恶行,但嘉靖之后,经济发达、言论开放,燕军焚掠之事逐渐浮出水面。栾城县广胜寺碑载:“国初兴兵,阁毁□存”(12),谈到藏经阁被毁的情形。部分寺院不再避讳燕军毁寺的罪恶,导致同一寺院的两通碑铭对兵燹缘由记载不一。元氏县湘山普济寺弘治朝碑回顾寺史,称:

   谚云:兴于唐宋,废于残元,由世乱之燹毁,消泯以为空。[18](P97)

   可到了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重修碑记一反前说:

   (普济寺)创建于唐,增修于元至正元年。国初毁于兵火,断碑文字犹然尚存。[18](P103)

   弘治碑刻称寺院毁于“残元”,此语亦见于同县永天寺碑,明指元末,暗中不无指斥元朝施政残酷之义。可对照嘉靖碑刻,普济寺是在元世祖时得到扩建,号为一方名刹,反而在明初毁于靖难之役。不免令人深思,寺僧为何自打诳语,将毁寺之厄归于梵音大盛的元代,又何必以暗怀贬斥的“残元”称之,此举反映怎样的意识形态?是需要考察的问题。

   总之,元末明初的兵祸尤其是明初靖难,不仅造成冀中南地区巨大的人口损失,摧毁了基层社会,也令万千招提化作乌有。这一事实不仅罕见于《实录》《会典》等官书,甚至被部分碑刻史料所讳言。不过细究起来,河北在两次兵祸间,尚有明太祖治下长达30年的太平岁月。在此期间,冀中南区域的佛寺为何不见复兴?这一问题与上文提到寺僧贬斥元代的话语所反映的意识形态,不仅与明初宗教政策密切关联,更关涉太祖一朝的施政纲领,有待深究。

   三、明太祖对冀中南寺院的压制

   明代冀中南寺碑记载本朝太祖,总不脱英明神武、弘道佑教之语,譬如定州普音寺碑载:

   至我圣朝太祖高皇帝龙飞淮甸,出自天轮,扫清万年天下以来,扶社稷,定海宇,齐家治国,以儒教为先;化凶恶,归善道,□□集福,而释教为最。今时古寺,不止浮屠万万之多,天下丛林,岂止千千之数。(13)


   此碑立于崇祯二年(1629年),距明朝开国已有261年,碑文中的明太祖,可视为有明一朝,僧人与地方精英持续建构出的形象。碑文歌颂太祖为匡扶天下,定国安邦的圣君,称他的施政以儒教为主,辅以佛教赞翊王化,将天下丛林兴盛之功归于彼身。然而,与其将儒、释兼施,带有“神道设教”性质的施政方针归因于太祖,倒不如说是明神宗在世宗佞道黜佛后重振佛教的产物,神宗公开宣称:“朕惟自古帝王,以儒道治天下,而儒术之外,复有释教相翼并行。”(14)至于所谓太祖护持伽蓝之功,就更谈不上了。因为明太祖奉行的两大举措非但未让冀中南佛寺从兵祸中复苏,反而令绝大部分禅院的境遇雪上加霜,并导致僧人为了趋利避害篡改寺史,引发一系列混乱。

   明太祖的第一条举措,就是洪武六年(1373年)归并佛寺诏谕:

   时上以释、老二教,近代崇尚太过,徒众日盛,安坐而食,蠹财耗民,莫甚于此,乃令府、州、县止存大寺观一所,并其徒而处之。[19](卷86,P1537)

   朱元璋出身沙门,鉴于元代以来佛教太盛、势力膨胀之弊,决定归并佛寺,严格控制禅林数量。有学者指出,这条禁令不仅难以实践,而且明太祖带头在南京树塔建寺,大量度僧。[20](P19-34)不过,综合方志、碑刻史料看,太祖诏令在冀中南地区得到严格执行。唐宋河北佛教中心定州寺院众多,但仅有坐落城南,肇自金大定十八年(1178年),殿宇恢弘“在吾定中最为首创”的兴国寺保留下来,在洪武十三年(1380年)重修(15),余则听其荒废。始建于宋真宗咸平年间(998-1003年)的华塔被军人拆毁,塔砖用以甃城。[21](卷5,P19)另如创自盛唐,筑有宋代高塔的开元寺也因此衰落。直到成化年间,宋塔始得修补,而兰若荒废的趋势已难逆转。[4](P26-33)真定也有类似情况,如位于府城的洪济寺与舍利寺在唐代本为一寺,有唐朝高僧金牛禅师舍利塔,金、元屡有兴筑。明初寺院因归并之诏,不仅未经修葺,反而迭遭破坏。金代的僧侣寿塔被用来筑城,金牛禅师舍利也被奉旨掘走。[22]

   冀中南不是唯一受到洪武新政冲击的地区,韩书瑞研究明清北京寺庙,指出北京在永乐年间才恢复生机和活力。[23](P114)那么,明太祖为何对华北平原上的佛寺采取如此严厉的铁腕政策?这就要从他确立新朝政治合法性的手段谈起。明太祖出身寒微,又参加红巾军,他缔造的西吴政权一度被元季的士大夫阶层视为僭伪。他推翻元朝后,汲汲于谋求政治合法性,最主要的手段就是强调华夷之辨,将元朝建构为“无人伦上下之等”的胡人政权,彰显自己光复华夏,扫荡膻腥的“圣王”形象。[24]他在长期由辽、金、元统治的北方地区推行严格的礼俗改革政策,北平及其附近的冀中南地区作为元朝统治中心,正是他要“荡涤胡俗”,革除前元统治残余的重点区域,对该地区佛寺与僧人格外严厉的管控,其实属于他清算旧政权政策的一部分。

   永乐帝上台后,调整了其父的政策,凡洪武十五年(1382年)之前有朝廷赐额的寺院,不在归并之列。[25](卷14,P203)从石刻材料上看,归并之政在永乐之后便逐渐松弛,但明太祖奉行的第二条举措,即借肃清“前朝流毒”之机,给冀中南佛寺套上“严夷夏之分”的意识形态枷锁,却隐而不显地贯穿了整个明朝。元代赫赫有名的大寺,如开元寺、龙兴寺等都受到新朝的压制。开元寺在明代地位骤降,沦为地方寺院,残存建筑久经风雨,大雄宝殿颓敝不堪,药师殿至于坍毁。[9](P210)龙兴寺虽然是京南规模最大的古刹,却因为与元室亲密,被明廷所漠视。直到天顺年间,由于英宗在“土木之变”后曾与蒙古人共同生活,“华夷之辨”的意识稍浅,才派内监赐银[26](卷2,P579),但龙兴寺与明朝内廷的关系较之元、清要冷淡许多。灵寿祁林院在元代是藏传佛教寺院,元室迭降圣旨,予以保护。明朝将其改为汉传佛教寺院,地位大不如昔。(16)

   在强大的意识形态压力下,冀中南大批在元代兴盛一时的佛寺被迫附和主流以自保。寺僧与地方精英达成一致,在碑文中诋毁元朝,否定其合法性,成为明朝中前期许多佛寺宣示“政治正确”,靠拢朝廷的廉价手段。上文提到元氏县寺院以“残元”形容元朝,已是较为保守的现象。宁晋县开元寺碑载:

   胡元之纪,世废不传。迄我皇祖龙飞,靖寰宇,天下之政弊除矣。[17](P349)

   碑文将元朝称为“胡元”,突出其异族政权的性质,复极力赞扬明太祖革除前代弊政之功,与朱元璋否定前朝之举吻合,可视为明中前期主流意识的反映。相比之下,满城县定慧寺碑对元朝的批判更加激烈。

   宋失西北,而幽燕之域不复。至于元,则兹地沦为异域矣。我太祖高皇帝龙飞淮甸,扫清寰宇,驱胡元于沙漠。兹地虽与中国合,第岁久日深,屡罹兵燹霖涝之虞。昔之盛者日以衰,而将至于圮矣。(17)

   碑文回顾宋失幽燕、元并河北的历史,不仅贬斥元朝为“胡元”,更将其治下的河北视作遍地膻腥的“异域”,歌颂明太祖北逐元朝的功德。撰文者肆意夸张寺史,声称寺院创于隋初,将衰敝归咎于前元。然而,定慧寺前身是北宋宝教院,本为供奉唐代宰相张说之所,直到金末元初才转为禅院,并在元世祖时发展壮大。(18)碑文罔顾开创之功,指斥元朝,既有其逢迎朝廷的一面,也与这套政治话语经过明廷反复宣传,深入人心,成为根深蒂固、不容否定的主流意识形态密不可分。

   从上述批判元朝的元氏、宁晋、满城等碑刻看,撰写者固然包括僧人,也不乏拥有功名的地方精英。寺僧邀其撰文,旨在扩大寺院在地方上的影响,等于变相承认了这套政治话语。寺院向信众传播前朝暴虐,本朝解民于倒悬之德,不再是顶礼诵经的清净之场。在寺院叙事中,元朝的形象从弘法护教的僧迦蓝摩被扭曲为虐民毁寺的阿修罗,信众观看碑刻时,就潜移默化地接受了这套话语,这正是明太祖不惜以九五之尊介入宗教事务,操弄话语权,为寺院套上意识形态枷锁的真意所在。


   在归并政策与意识形态的双重压力下,像满城定慧寺般隐瞒本寺与北族政权关系的历史,伪托唐宋古寺,是冀中南寺院常见的现象。始创于元代的内丘县梵云寺便向外宣扬:“创于大宋,迄今五六百年矣。”(19)新城县开善寺本是辽代古刹,寺僧为隐瞒寺史,托称创于宋重庆二年,而宋朝并无“重庆”年号,令撰写碑文者深感费解。(20)此类情况数不胜数,连明人都感慨道:“(寺院)往往以古寺为名,溯求其实,或不知其所自也。”[17](P352)这种出于现实目的篡改寺史的做法不仅有悖佛法教诲,还导致许多明代石刻,尤其是明中前期碑刻记载的寺院源流不可凭信,给佛教史研究造成很大不便。追根溯源,都在于明太祖出于政治目的,对冀中南佛寺施行的高压政策。

   四、结论

   河北在北朝时期形成崇佛传统,唐宋以还,风气愈盛。金、元两朝以武功入主中原,河北兰若惨遭兵燹,但在朝廷支持下迅速复兴。元朝治下的河北禅林密布,达到唐朝之后的高峰。然而,从元末到明初,冀中南佛寺饱经战火、强制归并与意识形态的多重摧残,遭遇了近百年的衰落期,在河北佛教史上是极其罕见的情况。

   明初佛寺衰败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元末明初的兵祸特别是明初靖难,造成冀中南地区巨大的人口损失,摧毁了基层社会,也令众多招提化作乌有。其次是明太祖洪武六年(1373年)诏令归并佛寺,使佛教中心城镇定州、真定诸多古刹遭到破坏。他之所以特别重视归并该地区的佛寺,与他为了建构政治合法性,在北方地区推行严格的礼俗改革政策有关。北平及其附近的冀中南地区作为元朝统治中心,属于明太祖要“荡涤胡俗”,扫荡元朝统治残余的重点区域,对该地区佛寺与僧人格外严厉的管控是他清算旧政权政策的一部分。最后一个隐而不显的原因,是明太祖借肃清“前朝流毒”之机,给冀中南佛寺套上“严夷夏之分”的意识形态枷锁,恶劣影响及于有明一朝。元代著名的大寺受新朝的压制,沦为地方寺院,甚至殿宇倾圮。大批佛寺被迫附和主流意识形态以自保,在碑文中诋毁元朝,颂扬本朝德音,宣示“政治正确”,向朝廷靠拢。冀中南寺院迫于归并政策与意识形态的压力,隐瞒与北族政权关系的历史,伪托古寺是常见现象,一方面有悖佛旨,一方面导致许多明代中前期碑刻记载的寺院源流不可信,给佛教史研究造成很大不便。

   韩书瑞指出,明太宗迁都北京后,北京的寺院日渐繁荣。[23](P114)不过,由于冀中南的梵刹受兵火、归并与政治戕害过深,并不能得出与北京寺院同时复兴的结论。从作者经十余年搜集的明代碑刻看,冀中南寺院经历了由北向南逐渐恢复的过程,直到天顺、弘治年间(1457-1505年),才普遍摆脱了明初的颓势,迎来复兴。关于这一点,将另文探析。

   注释:

   ①相关研究可参见释圣严:《明末佛教研究》第111页,台湾法鼓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何孝荣:《明朝宗教》第43-44页,南京出版社,2013年。

   ②谢惠:“重修五峰山宝泉禅院碑记”,鹿泉市梁庄村五峰山,明成化四年(1468年)九月。

   ③佚名:“苍岩山重修石桥记”,井陉县苍岩山福庆寺,金泰和二年(1202年)二月;乔宇:“苍岩重修福庆寺记”,井陉县苍岩山福庆寺,明嘉靖六年(1527年)六月。

   ④尚书礼部牒龙泉院,鹿泉市韩庄村龙泉寺,金大定二年(1162年)八月十二日。

   ⑤尉玘:“香严禅院之记”,曲阳县南宋村阁尔沟,金大定十六年(1176年)十一月十六日。

   ⑥赵从证:“大朝国师南无大士重修真定府大龙兴寺功德记”,正定县隆兴寺,大蒙古国宪宗九年(1259年)四月二十八日。

   ⑦释永住:“特赐大龙兴寺重修大觉六师殿记”;王思廉:“敕赐大龙兴寺祝延圣主本命之碑”,正定县隆兴寺,元大德五年(1301年)九月、元延祐四年(1317年)十一月。

   ⑧释静照:“真定路平山县林山万寿禅寺源流碑记”,平山县林山万寿寺,元至治二年(1322年)。

   ⑨“皇帝圣旨碑记”;“大元历代圣主恩惠抚护之碑”,灵寿县砂子洞村幽居寺塔院,元大德元年(1297年)十月、大德六年(1302年)二月初八日。

   ⑩佚名:“真定府获鹿县金河寺重修殿宇碑记”,鹿泉市永壁村,明正德元年(1506年)十月。

   (11)赵昴:“重建玉泉寺碑记”,涞水县娄村满族乡木井村水峪沟,明成化六年(1470年)六月。

   (12)佚名:“重修广胜寺藏经阁记”,石家庄市栾城区留村,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

   (13)佚名:“重修普音禅寺碑记”,定州市北庄子石刻馆,明崇祯二年(1629年)十一月。

   (14)崇因寺圣旨碑,正定县隆兴寺,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二月。

   (15)张涣:“重修兴国寺碑殿记”,定州市北庄子石刻馆,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十月。

   (16)佚名:“重修五龙殿碑记”,灵寿县麒麟院村,明嘉靖三十年(1551年)。

   (17)宋思殷:“重修抱阳山定慧禅寺记”,满城县抱阳山碑林,明弘治十六年(1503年)十月。

   (18)释从伦:满城县抱阳山宝教禅院第一代显公大禅师德行碑,满城县抱阳山碑林,元至元十七年(1280年)。


   (19)陆万里:“重修且停山梵云寺记”,内丘县寺沟村且停山,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七月。

   (20)朱尚文:“开善寺重修记”,高碑店市新城镇开善寺,明嘉靖三十年(1551年)五月初三日。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0175期 第16-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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