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宗教的无神论者和一个革命的神学家——按照他的说法，只有作为一个无神论者才能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反之亦然——布洛赫不仅提供了对基督教千年王国理想的马克思主义解读方式(这是随恩格斯而来的)，而且发明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基督教千年王国式的解读，这是全新的。通过此种解读，社会主义者争取自由王国的斗争，被看作是过去的末世论和集体主义异端的直接继承。

    当然，布洛赫和写下1844年那段著名引文的青年马克思一样，承认宗教现象的双重特性：它的压迫性和它的潜在反叛性。第一个方面需要他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的寒流”的运用：对意识形态、各种偶像和偶像崇拜的冷酷无情的、唯物主义的批判，第二个方面则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暖流”，寻求挽救宗教中乌托邦理想的文化剩余，挽救其中的批判和预示力量。毫无疑问，布洛赫梦想一种基督教和革命之间的真正联合，像16世纪德国农民战争期间形成的那种联合。

    布洛赫的观点很大程度上为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些激进学者所继承，霍克海默认为，“宗教是无数世代的希望、怀乡和控告的记录”。弗洛姆在其《基督的教义》(1930年)一书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和心理分析的方法，阐明了原始基督教弥赛亚的、平民的、平等的和反集权专制的本质。而理论家本雅明则试图用一种独特的创造性综合，将神学和马克思主义、犹太教的弥赛亚理想和历史唯物主义、阶级斗争和上帝救赎结合起来。

    在马克思主义宗教研究创新方面，吕西安·戈德曼的著作《隐匿的上帝》(1955年)是另一种开拓性的尝试。尽管是一种与布洛赫非常不同的灵感，戈德曼同样对挽救宗教传统中的道德和人性价值兴致勃勃。戈德曼著作中最出人意料和最有原创性的部分，是在不用一个同化另一个的前提下，尝试对宗教信仰和马克思主义信仰作比较：二者都拒绝纯粹的个人主义(无论是理性主义的还是经验主义的)，都信仰超越个体的价值：对于宗教是上帝，对于社会主义是人类共同体。无论是宗教信仰还是马克思主义信仰都建立在一种赌博之上——宗教赌上帝存在，马克思主义赌人的解放——这意味着冒险：失败的危险或成功的希望。二者都暗含着一些在事实判断的唯一性层次上不可能得到证明的基本信念。将二者区分开来的当然是宗教超越性的超历史特征：“马克思主义信仰是一种对未来历史的信仰，即人自身赌我们的行动的成功，或者说我们必须用我们的行动去赌；这种信仰的目标的超越性，既不是超自然的也不是超历史的，而是超个人的，不多也不少。”戈德曼没有想要以任何方式“基督教化马克思主义”，只是根据信仰的概念，引进了一种看待宗教信仰和马克思主义信仰之争议关系的新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