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恩格斯对原始基督教很感兴趣，他把原始基督教界定为奴隶和被释放的奴隶、穷人和无权者、被罗马征服或驱逐的人们的宗教。最早的基督徒来自社会的最底层：奴隶、被剥夺了权利的自由民、被债务压垮的小农。他甚至在这种原始基督教和现代社会运动之间做了令人惊讶的对比：1)这两种运动都不是领导者和先知创造的，而是一种群众运动，尽管在这两种运动中从来都不缺乏先知；2)二者都是受压迫者、受迫害者的运动，它们的成员都被统治阶级排斥和追捕；3)二者都宣扬一种即将到来的脱离奴役和苦难的解放。为了修饰这种比较，恩格斯多少有点煽动性地引用了法国历史学家勒南的一句话：“如果你想知道最初的基督教共同体是怎样的面貌，只要去看一看国际工人协会的当地支部就可以了”(国际工人协会是一个多民族的工人阶级组织，成立于1864年，即人所熟知的第一国际)。

    根据恩格斯的说法，社会主义和早期基督教的相似之处出现在数百年来所有那些梦想恢复原始基督教的运动中：从约翰·杰士卡的塔博尔派和托马斯·穆勒的再洗礼派到(1830年之后)法国革命的共产主义者和德国乌托邦共产主义的铁杆拥护者魏特林。

    即便如此，在恩格斯眼中，社会主义运动和原始基督教之间还是存在着一种本质的区别：原始基督徒将拯救寄托于彼岸，而社会主义者却希望在此世实现解放。

    不过，此种区别是否像我们一眼所见的那样一清二楚呢？在对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的研究中，恩格斯的这一观点似乎变得模糊不清了：托马斯·穆勒这个神学家，16世纪的农民和异教徒(再洗礼派)的平民革命领导者，想要在尘世直接建立上帝之国，即先知们的千年王国。根据恩格斯的说法，对穆勒来说，上帝之国是一个没有阶级差别、没有私有财产和独立于或外在于社会成员的国家政权的社会。尽管如此，恩格斯仍然试图将宗教简单化为一种阴谋诡计：他谈到穆勒的基督教套话和他的圣经“伪装”。穆勒千年王国的独特宗教向度，其精神和道德力量，其神秘体验的真正深度，好像都不在恩格斯的视野之内。

    恩格斯没有掩饰他对德国千禧年先知的赞赏，他将他们的观念描述为“准共产主义”和“宗教的革命者”：他们更多的是对未来无产阶级解放目标的“一种光辉展望”，而不是他们那个时代的平民需求的一种综合。对于宗教的这种展望和乌托邦维度——它没有根据“反映理论”得到解释——恩格斯没有进一步解释，恩斯特·布洛赫在这方面进行了集中而富有成效的工作(正如我们后面将会看到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