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恩格斯的说法，在宗教的旗帜下进行的最后一场革命运动，是17世纪英国的清教运动。如果说是宗教，而不是唯物主义提供了这次革命的意识形态支撑，那是因为当时英国的这种哲学在政治上的反动本质，它是由霍布斯和其他支持者来代表的。与唯物主义和自然神论相反，新教为这一反对斯图亚特王朝的战争提供了宗教旗帜和战士。

    这种分析非常有意思：恩格斯打破了来自启蒙运动的线性历史观，承认唯物主义和宗教之间的斗争并不必然地与革命和反革命、进步和倒退、自由和专制、被压迫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的斗争相对应。在这个案例中，情况恰恰相反：革命的宗教和专制主义的唯物主义相对立。

    恩格斯深信，从法国革命之后，宗教就不再能够作为一种革命的意识形态起作用了，当法国和德国的共产主义者如卡贝和魏特林声称“基督教是共产主义”时，他感到很吃惊。他不能预见到解放神学，不过，由于他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分析宗教现象，他说出了宗教的潜在抗议，打开了一条与启蒙哲学(认为宗教是神职人员的阴谋诡计)和德国青年黑格尔派(认为宗教是人的本质的异化)都不相同的通向宗教和社会之关系的道路。

    在欧洲的工人运动中，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对宗教持激进的敌对态度，但却相信无神论反对宗教意识形态的斗争必须从属于阶级斗争的具体情况，这种阶级斗争需要工人中的信仰者和不信仰者之间的联合。列宁自己隔三差五地宣称宗教是一种“神秘的迷雾”，但却在他的文章《社会主义和宗教》(1905)中坚持认为，无神论不应该成为党章的组成部分，因为“在我们看来，被压迫阶级为创立人间天堂而进行的这种革命斗争的一致，要比无产者对虚幻的天堂的看法的一致更为重要”④。